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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在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市場里，出現了一群代送外賣的“小孩哥”“小孩姐”。趕時間、不熟路的外賣員掃碼支付2元錢，就可以請他們幫自己送上樓。

初次看到這則新聞，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“還不錯”。配送的最后100米一直是個難題，高樓大廈復雜的環境、等電梯、過門禁帶來的重重阻隔，讓消費者和外賣員都挺心累。通過代送外賣，孩子們賺到了一筆零花錢，體驗了勞動的艱辛，鍛煉了與人打交道的能力；父母本來還發愁孩子假期沒事干、宅在家里玩手機，正好帶著孩子體驗生活；外賣員也避免了超時被扣錢。

也有人關注到背后的責任歸屬問題。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？食品轉手后會不會被開封？還有人想得更遠——擔心有人將孩子們的“職業體驗”變成雇傭童工牟利。“出了事情，誰來負責任？”

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有道理，法律層面的科普和提醒更是十分及時。但在這件事上，倒不必急著潑冷水。

首先，孩子代送外賣目前仍是個例。比如，多數“小孩哥”“小孩姐”的父母就在附近乃至樓上做生意，在這繁忙的街區“上躥下跳”或許就是生活日常。又比如，這門“生意”并非一兩天就能做起來的，一定程度上贏得了用戶和外賣員雙方的信任，其中也有父母陪同、熟人環境的支撐。忽略實際情況一味談追責，反而可能落空。

其次，完全規避風險并不現實。誰小時候沒有過幫父母下樓買醬油的經歷呢？為了“動之以利”，家長常常多給五角一元，讓孩子挑選喜歡的零食。從這個角度出發，代送外賣不過是將雇主變為了陌生人，將偶然行為變成了孩子自主搶單。風險確實增大了，但還沒到要動用法律和輿論去解決的程度。如今的外賣行業，對比幾年前，有食品安全封簽，有售后評價機制，消費者、騎手、商家、平臺之間形成了相對的平衡，這是市場調節的作用。若是孩子確實難以勝任，或是消費者和騎手都不放心，自然會從兩頭壓縮其運營空間，也就變相達到了控制風險的目的。

暑期如何帶娃，確實是當下困擾許多父母的難題——鎖在家里，擔心孩子沉迷電子產品，遠離社會長不大；走出門去，又抱怨社會實踐太單調，照顧不及出危險；更令人發愁的是，部分孩子缺乏能動性，“干啥都提不起興趣，只是聽安排”。如此看來，最近頻上熱搜的“能娃”們，無論是開辟跑腿新業務，還是在沙灘賣鏟子小桶賺到千元，又或是親自上陣擺攤炒飯、幫路人制作小雪人等，雖不提倡盲目模仿，但值得更多善意與肯定。

我們中的許多人，是讀著“外國小孩幫街區送牛奶”“成功家長獎勵孩子做家務”“企業家兒時賣報擦鞋”等教育雞湯長大的，如今，孩子們通過主動觀察生活，找到了新的商機，難道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嗎？父母以及外賣員等相關人士，不妨為興奮奔跑的孩子們留出些安全空間，更好為他們的成長負責。